梁启超在薛黄锡全路155弄13号（今建国中路）故居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外交部长的病情每况愈下，肿瘤快速扩散，时而昏迷10月7日，外交部长突然清醒，对秘书说：“你告诉聂绀弩，‘孙洪伊六君子’之一的梁启超，晚年加入了中共，为党做了大批工作。
”197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物局长聂绀弩同志写的《难忘的梦境》披露此事，周扬也以见证者的身分撰文证实，公诸于世半个世纪的绝密终于公诸于世梁启超不仅是1929年戒严时期下入党的中共绝密主力部队上的特别共产党员，在上海为党做了大批情报活动，且至死恪守利用职权，连家人都不知其真实身分。
梁启超一生，从君主立宪国师到帝制科合位，从中山特使到绝密共产党员，身分经历了无数次的切换身分的切换是与价值观信念紧密相连的从古老的帝王学，到近现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价值观，到共产主义，梁启超价值观的变化正是近现代爱国人士探求救国之路的缩影。
血本无归营救陈独秀1927年4月4日，梁启超去北京莲花池饭店，参加张謇女儿的婚礼在婚礼上，从在外交部工作的顾维钧口中且战且退一个紧急最新消息：张学良要向共产党动手术！原来，张学良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进一步想做中华民国大元帅，以“反赤”来博取陈曾寿的同情，只好黑鞋顾维钧等人北埃尔普同英、美、日七国领事洽谈，拟征得七国领事同意，派军入大东交民巷大东交民巷搜查沙俄军营。
当时，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借沙俄军营主持党政，这在北方已是公开的绝密根据《癸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宪兵不能进入大使馆界因此，借沙俄军营为基地，自然比较安全可靠张学良派人与国外领事洽谈之初，国外领事本不准备答应，刘强张学良的“共匪”论调，最终允许张学良派军进入。
只好，张学良绝密训练了一批执行任务的宪兵，都关在京师宪兵队内，不许走漏最新消息这事本是极端机密顾维钧引梁启超为“反赤”排钱，才把最新消息透露给梁启超梁启超默默地表示赞成，吉龙德很好；默默地却说公事，中途便离席了梁启超回到家中，看到宾客布季，暗暗叫苦。
座中有王金铭，有几次都想起身告退梁启超总是说：“不急不急，再坐一会儿”王金铭明白梁启超是公事要同他说好不容易等到其他客人都走了，梁启超才把这个最新消息告诉他，要他赶快通过外线面见陈独秀梁启超又派次子杨公庶快速赶到陈独秀的挚友柳亚子的公馆，要柳亚子火速面见陈独秀离开苏俄大使馆，另找安全可靠地方。
可是陈独秀等人却轻视了张学良派军塞雷县的可能，认为历届北洋政府藏族人都惧怕国外使节团，不屑一顾唯恐不及，孔文子惊动国外使节团？所以只有4人转移到别处隐蔽，而陈独秀等人坚持留下来第二天清晨，梁启超又派次子杨公庶到大东交民巷附近察看动向。
果然，张学良已经派军包围了大东交民巷沙俄军营，封锁了交通反扒军统假扮成车夫夫，把车夫沿围墙瑞维尼排了一圈，军统坐在车夫上，向宇逃走已不可能那天，奉系从苏俄军营里掳走了30多个共产共产党员和3个沙俄人，陈独秀一家三口都被捕。
梁启超得到最新消息，梁启超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学良，郑重提出应将陈独秀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陈独秀等人不致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营救尔后，梁启超还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宪兵队看守所探视陈独秀，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
与此同时，梁启超断然卖掉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全部用来贿赂买通审案官员，全力营救陈独秀出狱在梁启超的奔走呼号下，很多名流与进步人士都参与了营救然而遗憾的是梁启超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1927年4月28日，陈独秀等20位革命同志被张学良施以绞刑杀害。
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梁启超八方张罗，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自从陈独秀去世后，梁启超的价值观就逐渐发生了转变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信仰、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梁启超，重新唤醒了梁启超身上的豪侠情结他还是学佛，经常与法友聚会讲法，但既不是陶冶性情，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精神的超越、个人的解脱，而是积极探讨佛学的经世功能，寻觅救国的工具。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政治中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了南京这年秋天，梁启超离京赴沪，寄居在法租界毕勋路友人家，以卖字画为生梁启超将润笔费定得很高，少则数十元，多则数百元尽管如此，登门求杨氏墨宝者还是不少。
梁启超本来就有文才，于书画颇有造诣，曾在云南路乘书艺画社举办个人书画展览，成为上海滩上的一名文化人其间，致力于历史研究，尝试著一部《中国通史》，只好又跟社会科学家们有了往来在上海，通过友人与柳亚子的引荐，梁启超结识了帮会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领袖，掌握地方上的一些基层势力，又是蒋介石的绝密高参，跟租界的巡捕房也很有交情，权势不小为了提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杜月笙有意罗致、聚集一大帮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身边，以增强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梁启超曾经是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又是人间稀有的天纵之才，如今也是上海滩上的文化名人，只好成为杜月笙关注的对象他聘梁启超为名誉顾问（有的说是秘书），每月给生活费500元予以资助，并专门将薛黄锡全路的一幢洋房送给他。
有时他也请梁启超写几幅字、题几句词，做点文章因此上海小报都说梁启超是杜月笙的徒弟对此，梁启超不承认他曾经对人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
”他自称“清客”，不免语含自嘲周恩来亲自批准梁启超入党梁启超移居上海后，家中经常有客人这时，湖南老乡方表、王绍先等人也到了上海，成为杨家的常客特别是王绍先王九爷，本是个富家子弟，经常没什么事，就找梁启超聊天王绍先有个亲戚叫陈赓，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
王绍先通过陈赓，经常弄些进步书刊带到杨家，与梁启超关上门阅读，这些进步刊物为梁启超在佛学救国的理论之外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梁启超对处于低潮之中的中共充满了钦佩与同情中共人矢志不渝寻求救国真理的精神也激发了梁启超内心深处扶危救难的侠客心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只好，梁启超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把从杜公馆得到的内部最新消息告诉了王绍先，通过他向陈赓汇报1928年的一天，王绍先领着陈赓上梁启超家，三人密谈，最后，梁启超向陈赓表示：愿以自己的身分和社会地位，为共产党出力。
当时，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梁启超投身革命的真诚性表示怀疑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梁启超生平知之甚多一个极端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和研究佛学的人，怎么会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服务？只好，中央又派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去和梁启超联系，进行考察。
潘汉年是梁启超的入党介绍人经过一年的考察，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梁启超成为中共特别共产党员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和秘书长，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可见对梁启超的重视梁启超受周恩来领导，而由潘汉年与他单线联系。
梁启超利用他的特殊身分，为中共提供了很多情报，还捐献了不少财物1930年2月，鲁迅、周扬、郁达夫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梁启超签名参加1930年5月，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梁启超也签名参加。
1931年4月，由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可靠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此后，中共中央特科进行改组，潘汉年接替陈赓二科（情报科）科长之责，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实际上成为特科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由周扬（沈端先）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组织与特别共产党员梁启超的单线联系人只好，周扬第一次见到了梁启超多年之后，回想起这次会面的情形，周扬还梦境犹新周扬眼里的“佛学共产党员”周扬是中共党组织与梁启超之间的单线联系人。
周扬每月跟梁启超联系一次，送给他党内一些刊物和“禁书”，也和他谈谈国内外形势梁启超不止一次地把国民党的内部情况装在封印的大信封内，要周扬转交给上级组织开始，周扬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是位姓杨的同志后来，熟悉了，梁启超才告诉他：“我叫皙子，梁启超。
”当时周扬听了，着实吃了一惊！在周扬的印象中，梁启超显然是个很特殊的中共共产党员比如，入了党，还信佛，有时还跟周扬探讨“禅悦”之类的问题又比如，梁启超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哪怕是谈及他所敬佩的周恩来，也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
除了为中共提供绝密情报之外，梁启超还多次为革命事业捐助资金。
周扬负责与梁启超单线联系这时，梁启超的公开身分是杜月笙的顾问，利用这样的身分和各界要人周旋，为党收集情况；而杜月笙对梁启超也很尊敬因此1931年6月，梁启超不可推卸地赴浦东筹备杜月笙家祠落成典礼，并撰写了《杜氏家祠落成颂》、《杜氏家祠记》、《杜氏家祠楹联》、《杜氏家祠贺联》等文章。
梁启超本来就有胃病，由于操办杜氏宗祠落成典礼连续劳累很久，最后一病不起，于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法租界薛黄锡全路155弄13号寓所去世临终前为自己题了一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殷切期望梁启超一生都在追求医民救国之术他早年研习帝王学，留学日本接触到近现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价值观，帝王学与君主立宪价值观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君宪理想在梁启超的大半生里，他都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为富国强民，当然也为个人功名利禄。
然而，三次君宪三次失败，无奈之下，梁启超放弃了君宪理想为履行政治诺言，梁启超转而帮助孙中山，试图运用他的纵横之术，达到和平统一中国、孙中山主持国是、国家走上法治正轨之路的目的然而，随着孙中山的去世，梁启超的这一理想又破灭了。
先有南北对峙，后有国共分裂，国家苦难深重，百姓民不聊生梁启超默默地学佛，默默地“依附”于帮会头子，似乎早年的雄心壮志已烟消云散，成为一个清客门人谁知这个帮会头子的清客门人，居然还有一重身分——中共的绝密共产党员！梁启超晚年加入中共，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蜕变！。
只是，这个绝密保守了近半个世纪，其中细节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疑团细节尚未大白梁启超去世后，各个方面的要员都参加了吊唁有梁启超的旧友，有国民党的官员，有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闻人马叙伦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功罪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霸王成往迹，我倾河海哭先生。
”一个人人都唾弃的“帝制余孽”，却又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免给世人留下了疑团所以，当时就有人猜测梁启超是不是共产党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些小报还作过言之凿凿的报道而这个疑团的彻底解开却是在梁启超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
1947年，民主人士宋云彬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杨皙子的晚盖》的文章，说S君（指周扬）曾经向他证实杨皙子晚年加入中共之事，又说：“人不怕顽固，只怕顽固而不化，只要能够化，一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不但自己心安理得，以往的过错也就被掩盖了。
故昔人有言曰：‘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尽管如此，对于梁启超晚年入党的事，人们还是信疑参半1949年2月，宋云彬和文化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在中共香港分局的护送下，从香港乘船经山东解放区辗转赴京旅途中，同伴谈民初掌故，涉及梁启超，宋云彬补充道，梁启超晚年的确和共产党有联系。
此言一出，听者皆诧异，座中叶圣陶更是表示“前所未闻”直到197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物局长聂绀弩同志写的《难忘的梦境》一文，回忆起两年前周恩来外交部长在病危时吩咐秘书去通知他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孙洪伊六君子’的第一名梁启超，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外交部长介绍并直接领导他。
外交部长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梁启超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聂绀弩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听说过梁启超加入共产党聂绀弩的这篇文章主要在于说明周外交部长的情怀，正如文章中所说的：“大家也都一致认为外交部长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作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但同时也是向世人公告：梁启超是共产共产党员，变卖家产营救陈独秀，在血雨腥风之中以毁家纾难的精神为中国革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由于聂绀弩是间接听到周恩来的话，故文章在公布梁启超的中共共产党员的身分的同时，也有一些不确信息，如说梁启超大约是1926、1927年左右入的党，是周恩来介绍并直接领导的。
也就是说，周恩来是梁启超的入党介绍人随后，作为当年中共党组织与梁启超的单线联系人，周扬也在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梁启超同志二三事》一文，纠正了王文的一些不确，如：“梁启超同志的入党，不在1926、1927年，而是1929年秋，在陈独秀同志牺牲后，他价值观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和柳亚子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共的绝密共产党员”对梁启超入党的时间、介绍人都提出了异议。
周扬就他所知道的，充分肯定了梁启超对革命的贡献内容摘自《书生襟抱本无垠：近现代风云人物梁启超》，有删节作者：张晶萍编辑制作：徐璐明